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忏悔书 

    看到不少干部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接受钱财没有发生什么事，觉得自己接受朋友表面没有什么明显企图的一些钱物也算不得什么……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泥潭…… 
             
    我叫李纪周，原是公安部的副部长，这些年来由于放松思想改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没有经得起考验，由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我对自己的严重罪行非常痛恨，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真心实意地认罪服法。我愿接受法律的任何处理，这也是我罪有应得。我愿做一个反面教材，教育他人，警示后人。 
             
    我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长期放松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当了公安部的领导后，我在工作上还是埋头苦干的，整天忙于具体业务，很少抽时间认真读书学习。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越来越缺乏警惕，以致麻木不仁，慢慢地自己思想上防腐拒变的防线开始崩溃。看到不少干部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接受钱财没有发生什么事，觉得自己接受朋友表面没有什么明显企图的一些钱物也算不得什么，受这个“一念之差”左右出现的偏差，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泥潭。 
    二是过多地与商人老板搅在一起。作为党的一名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整天和商人老板，特别是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不法商人搅在一起，他们总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向你进攻，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他们的泥坑之中。像赖昌星这些商人，看中的是我这个公安部副部长的职位和权力，想方设法地巴结我，给我送钱送物，就是想利用我手中的权力，以后好为他们办事。 
    三是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我就一个女儿，一直对她过于溺爱，从小娇生惯养。她要去美国，我虽然不太同意，但是她和我夫人坚持，我也就妥协了。她在美国生活遇到困难，我也就不惜一切，明知不对，接受了赖昌星给的５０万美元的贿赂。对我的妻子也是要求不严，对她在外边到处拉关系、搞应酬，我知道了，只是说两句，态度不坚决；对人家通过她送来的钱物，我也曾让她退回，但是不坚决不果断。 
    四是为情所动，因情害己。我在１９９０年下放广州公安局带职锻炼期间，与广州市公安局女干警李××接触很多，由于我思想不坚定堕入情网。后来又因为她而乱用职权，干预下面办案，最后造成梁耀华的“新英豪公司”走私得逞，而我犯下了严重的渎职之罪。 
             
    我也曾有过一个很好的过去。我出身在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父亲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母亲也是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是国家培养我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后在部队入党、提干，转业到公安部没有几年就被破格提拔为副局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我能有这样的荣誉和地位，完全是党和人民给我的，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我什么都不是。但是后来我变了，变质了，走上了犯罪道路。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我痛恨我自己。我的父亲在公安部是个艰苦奋斗的模范、受人尊敬的老红军，而我却是一个腐败的典型、一个罪人，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真是对不起为了中国今天而流血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也对不起在九泉之下的我的父亲。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忏悔录

                
    我深知我的罪行已经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危害。这不仅仅体现在影响沈阳地区的发展和投资环境上，更损害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坑害了一批干部，让他们跟着我犯了错误，所有这些光靠把受贿的钱、物返回来是根本无法弥补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沈阳市……我深知，除了坦白交代之外，我已没有机会挽回损失。因此，我愿用亲身经历和深刻教训做反面教材，警示后人。

    回顾反思，我正是在以下几方面脱离了正确轨道，从而跌入罪恶深渊。 
                
    一是不讲政治原则，放弃思想改造。拥有权力既可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也可腐化堕落、遗臭万年。我忘记了曾在就任沈阳市市长的人代会上，“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我的权力异化为个人权力，使自己变成“一手红，一手黑”，一方面为百姓办好事，另一方面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结果，沈阳市的经济工作没抓上去，却出了我这个腐败分子。因此，不听党的话，不讲原则，放弃思想改造，正是我走向犯罪的根本性政治原因，也是我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

    二是私心膨胀，贪欲不止。共产党员世界观改造最核心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仍然是党性与私心贪欲的斗争。刚做领导干部时，我行为比较谨慎，但随着职务的不断上升，追求生活享受、追求“生活现代化”、追求“生活高质量”等错误思想也在我心中急剧发展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通过各种借口，提供服务，满足要求，向我送钱送物。这种诱惑是对新时期共产党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严峻的考验，它绝不亚于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进城后要防止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我从最初接受他人礼物觉得理亏、心虚，到一次收受10万美元觉得心安理得；从一个60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到工厂接受再教育的穷工人，到现在受贿千万元的腐败分子。

    回顾反思这些蜕变时，我确实有些后怕甚至心惊肉跳！但我当时已经丢掉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从量变到质变蜕变为违法的罪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私心和贪欲，我不惜昧着良心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丑行，不惜为此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品质，甚至不惜用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冒险赌博。事实再一次在我身上证明，私心和贪欲是万恶之源。

    三是特殊党员自居，脱离组织监督。我本人经常以“特殊党员”自居，脱离组织生活和组织监督，即使有也只是走形式。这是我离经叛道、蜕化变质的重要组成原因。这些年来，沈阳市的组织生活不正常，组织监督苍白无力，并且从目前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来看以至于“三讲”工作走过场，都与我本人不能以身作则，不能很好地发挥党组织监督作用有很大关系。

    关于本人问题，在沈阳市“三讲”期间，辽宁省委领导曾找我谈过，要求我讲清家属参与经济活动和孩子办企业问题。中纪委领导在沈阳找我谈话时也提醒过我，如果我能够认真对待这些重要谈话，真诚接受组织监督，彻底改正错误，我相信自己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但是，我低估了组织，高看了自己，像个党内“个体户”，我行我素，放弃了接受组织监督的机会。就是在中央纪委对我的问题进行初核调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仍然把组织监督放在一边，收受各类人员贿赂100余万元

    这些事实说明，我犯错误很重要的原因是摆脱组织监督的结果。这个苦果葬送了我的政治生命。因此，我希望更多的地方党组织一定要发挥组织生活、组织监督的真正作用。

    四是“人情往来”掩盖着权钱交易。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这次揭露出的大量事实证明，大多数送钱送物者都和我利用职权给他们单位或个人办事相关，即在进行权钱交易……

    通过反思，我认为，所谓“人情往来”，多年来已成为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异，成为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补充，成为重要投资资源或投资渠道。我粗略估计，每年在上下左右干部中，这种往来大约在1亿元以上。

    这种“人情往来”之所以经久不衰，而且愈演愈烈，因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都是“一对一”活动，自然十分安全可靠；二是两头害怕，即送钱的怕不收，收钱的轻易不能不收。这是由于政治生活不正常，人际关系复杂。有人要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如我不收或返回去，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复杂化。因此我也轻易不能不收；三是几头都好，首先是名义好，逢年过节，大事小情来看望领导，送些礼，给点钱，无可非议，其次是两相情愿，改善关系，加强了解，皆大欢喜；最后大家用的都是公款，在沈阳每次“看望”领导送钱的标准约在1万元左右，如果从个人收入中支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从这次揭露出的事实看也是如此。这是我长期以来陷入错误道路不能自拔的重要的思想认识上的原因。

    总之，我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我的反思还仅仅是初步的。但我真诚希望全党同志能从我的反思中吸取教训，把摆在我们面前的腐败问题解决好，不犯错误，不走弯路，为党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

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忏悔书

                
    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慕马案主犯之一的马向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南京受审前，马向东写下悔过书，以自己堕落的历程告诫人们：“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现将其悔罪书摘编如下。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由一名受到党组织长期培训教育的领导干部，蜕变为一名腐败分子，即将走上法庭，接受人民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这是我过去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剧。我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败坏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严重损害了沈阳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市民的根本利益。面对自己的严重罪行，我感到羞愧万分，痛悔莫及！ 
               
    我出生在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父母早逝，家境贫寒。1970年我中学毕业，分配到市医药公司药材仓库做搬运工。凭着对党朴素的阶级感情和扎实的工作，70年代入了党提了干；80年代经过几次函授学习，最终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 
               
    80年代初，我先后在沈阳两家大型商业企业担任主要领导，当时我有良好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和职工群众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化，连亲朋托我走后门买快货都被我一律拒绝，1983年至1985年担任团市委书记时，更是一心扑在事业上。 
               
    1985年担任市商业局长后，事业发展一帆风顺。从1986年开始，有些下属干部到我家汇报工作，联络感情，尤其是春节期间以给小孩“压岁钱”为名，送给我几百元、上千元。开始我也曾坚决谢绝，但后来感到情面难却，不收怕伤了对方感情，就收下几份。岂不知这个防线一松，就一发不可收拾，以后年节时给我送钱的人数越来越多，送的金额也逐步增加。1991年5月开始，我先后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商办主任、市长助理、副市长职务，除了商业部门一些老部下逢年过节继续给我送钱外，城建、交通部门和县区一些干部为了谋求我对他们个人工作上的支持、关照，也以拜年名义给我送钱。我虽然也拒收过一些，但由于贪心作怪，对那些自己感觉“靠得住”的，请托的事情不出“大格”的，也就收下了。开始收别人钱时，我也曾忐忑不安，夜里睡不着觉，想着如何把钱退还，可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胆子就越来越大，甚至心安理得了。 
               
    1997年至1999年7月案发前，是我在犯罪路上滑得最远、陷得最深的时期。我不仅收下级干部的钱，也收了一些私企老板、外商的钱，一次受贿的金额有时高达十几万、几十万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主观上看，当时我分管的第三产业、城市建设、交通等方面工作业绩比较突出，我有些飘飘然，忘乎所以。1997年末担任常务副市长后，手中权力更大了，围前围后讨好我的人更多了，我的私欲也更加膨胀。从客观上看，1997年1月，慕绥新到沈阳当市长，他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工作作风和明目张胆以权谋利的恶劣行径，直接诱发助长了我的贪欲和犯罪胆量。 
               
    我由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儿子，一步一步地走上领导岗位，又一步步跌入犯罪的深渊，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俘虏。在领导岗位上，我曾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成绩面前，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市级领导后，国家给的生活待遇不低，自己并不缺钱花，本应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可是，由于我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认为自己是商业经营管理的专家，智商和经营管理能力比社会上那些民营企业老板强得多，就是和国外一些大老板比也不逊色。看到他们那么富有、那么潇洒，自己内心是不平衡的，也想将来退下来时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几年来我大肆受贿、聚敛钱财，就是为自己将来从“官场”转到“商场”铺后路。 
               
    在对外开放和引资洽谈过程中，放松了自我约束和管理，滑向了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歧途。1997年至1998年，我直接组织，从境外引进8亿元，建设了沈阳大二环工程，改造了市区主要广场、街路，使城市形象出现很大改观。在出境进行引资洽谈过程中，工作非常劳累，我就产生了想放松一下的想法，开始由接待方和下属干部拉我到赌场开开眼界，我被赌场气氛和赢钱的甜头所吸引。1998年以来，到香港洽谈项目时，大多都借机去澳门参与赌博，在马来西亚、韩国等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中，我也悄悄跑到当地赌场碰运气。开始是用个人的钱去玩，1998年3月，下属干部从别人手中借来巨资参赌，我得知后，非但没有制止，反而也多次在赌场接受下属干部给的一些筹码去参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