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行政问责”成为法治常态
作者:□刘效仁

 ■大众时评
　　刚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明确提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据称，这是云南以省政府名义制订的第一个行政问责办法。但从全国来看，自2003年8月国内首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出台以来，不少省区积极跟进，行政问责制度相继建立。（1月28日《中国青年报》）
　　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性安排，应该是一种法治常态。政府必须切实履行职责，承担政治、行政、法律和道德责任，并建立健全责任控制机制，方能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防止滥用权力。虽然从2003年起至今各省区相继建立了问责制度，但相互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如，地方立法早晚时间相差近五年之久，问责对象、内容、程度和方式等方面也存在差异。重庆市将市政府各部门的行政首长以及参照执行的部门副职、派出和直属机构的“一把手”纳入问责对象范围，将效能低下、执行不力、瞒报或虚报重大突发事件等18种情形列为追究责任依据。云南问责的是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独断专行、决策失误；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十种行为为问责内容；大多数仍为“暂行办法”或“试行”，缺乏权威。人大问责、公民问责“无法可依”，使多元主体的监督操作十分困难；从实际效果看，行政问责在很多地方也未能真正落到实处。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6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又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按照权责一致、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然而，在这方面，我国目前尚属空白，现有的《行政检察法》、《行政处罚法》、《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不是专门针对行政问责的法规，只能“参照执行”。全国性的问责法规滞后，与建设责任型政府的要求不相适应。
　　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人员失职渎职，导致重特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仍然很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由于盲目决策，行政投资冲动造成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由于失信造成的群体事件和信任危机，影响了行政执行力和政府公信力。加快制定国家行政问责规定，出台包括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救济在内的全国统一、结合实际的问责性法律法规，已成当务之急。
　　为此，应通过立法规范行政问责的规则和程序，增强可操作性和实效；实现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发挥党组织、人大、司法机关、检察机关、政府监察机关以及新闻媒体、社会组织、公民在行政问责中的作用，并建立多元化问责主体之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尤其是要建立权威的问责机构，使问责的内容逐步扩大，依法、依规追究当事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