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与孙蕙绝交
发布时间 :  2019- 07- 12 15: 45 浏览次数 : 
       蒲松龄与孙蕙绝交,源于一封书信《上孙给谏书》,这封书信是蒲松龄有感于孙蕙的亲族、奴仆仗势武断乡曲、横行霸道而写给孙蕙的。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劝说孙蕙“择事而行”“择人而友”“择言而听”“择仆而役”“收敛族人”。在这之前,蒲松龄与孙蕙的关系已经生疏,《上孙给谏书》发出后,蒲松龄与孙蕙便彻底绝交了。

       一、暴之同人
       蒲松龄在《上孙给谏书》中写道:“曩者刘孔集自武康归,先生尝谓之曰:‘姜桂之药,亦宜相人而施。’某之言真辣于姜桂矣!如可节取,则电毕而火之;如其荒谬,即不妨暴之同人,以彰吾过。弟年来无他进益,然能知非矣。断不敢谬执己见以自是也。”从此信中可以看出,蒲松龄虽然对孙蕙的族人、仆人横行不法之事激愤于衷,仗义执言,但还是顾及这位昔日好友的颜面,没有将其丑事宣示他人,而且特别请求孙蕙看后烧掉,以免泄露消息,在士民中造成不良影响。然而,此事后来还是在淄川传扬开来,以至于众人尽知。唐梦赉《县西关义市碑记》叙述:对于不法之徒扰乱淄川西关义市,“孙给谏树百,严发禁示,以诫族人。”高珩《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记述:“盖君之居桑梓也,律己以正,存心以仁,严饬仆役,咸恂恂奉法无忒,一洗般阳故习矣!”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对于此事记述得更为详细:“乡先生给谏孙公,为时名臣,而风烈所激,其厮役佃属,或阴为恣睢。乡里莫敢言,先生独毅然上书千余言以讽。公得书惊叹,立饬其下,皆敛戢。”据此看来,孙蕙接到蒲松龄的书信后,立即痛下决心,严厉整饬亲族、仆人的不法行为,淄川的社会秩序因之好转,得到了淄川乡绅百姓的广泛赞尚。

       既然蒲松龄在书信中已经表明信守诺言,不会将书信内容公之于众,那么又是谁将此事“暴之同人”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孙蕙自己:或者孙蕙在处理族人、仆人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诸事时,言及蒲松龄来信劝谏之事,于是此事流传于市井里巷;或者孙蕙故意将此事“暴之同人”,以彰显自己秉公处理、绝不袒护之意。但如此一来,也就含有疏远蒲松龄之意,乃至于表明与其绝交。即使是孙蕙没有此意,他人也认为蒲孙二人已然关系疏远。不管孙蕙是无意“暴之”还是有意“暴之”,对孙蕙来说,总之是利大于憋。孙蕙通过“择人而友”“择仆而役”“收敛族人”等行动,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形象,既能为诤臣,又能容诤友;而蒲松龄作为孙蕙昔日幕僚,“谬执己见”,公开指责“旧主”的言行,极易在亲朋好友中造成一种“忘恩负义”的负面影响。

       二、性格使然
       蒲松龄激于义愤,上书孙蕙,其初衷不过是看不惯孙蕙亲族、仆人的所作所为,为受欺压者讨要公道,还社会一个朗朗乾坤。蒲松龄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孙蕙的正面形象,更重要的是其性格使然。

       蒲箬在《柳泉公行述》如此评论蒲松龄:“唯是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即平素交情如饴,而苟其情乖骨肉,势逼里党,辄面折而廷争之,甚至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堪,而我父意气洒如,以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者;而友亦谅我父之天真烂然,不以为迕,盖不以情胜义,而肝鬲倾吐如此。”张元也说:“先生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蒲松龄性格耿直,眼里容不得沙子,看不惯世上龌龊之事,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或者当面指责,或者致信批评,全然不顾及他人的情面与感受。《柳泉公行述》中所谓“情乖骨肉”,是指郢中诗社好友王甡(字鹿瞻)听凭妻子将其父亲赶出家门,以致病死旅舍之事,蒲松龄为此曾致信指责。所谓“势逼乡党”,应该是指蒲松龄上书孙蕙揭露其亲族、奴仆贪赃枉法这件事。

       蒲松龄“天性伉直”“孤介峭直”,不愿做“老好人”“伪善者”。在他自己看来,公开指责他人过失,是出于对好友的爱护,是为了维护好友的良好社会形象,“可无愧于良友耳”。因此,他在信中列举了孙蕙族人、仆从的种种劣迹后,惟恐孙蕙不相信,又规劝孙蕙“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真正是“不复恤受者之难堪”。其实,蒲松龄当然知道,这封言辞激烈的书信一经孙蕙接收,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友情也就宣告结束了。

       三、后期影响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此信发出之前,蒲孙二人的关系已经出现隔膜,“疏节孔多,遂使曩年把臂之交,至不以我为人”。《上孙给谏书》发出之后,两人好像是断绝了交往。按照他们过去的交情,孙蕙丁忧居家时,蒲松龄应该有诗相慰;孙蕙病死家中,蒲松龄也应该有诗挽之。但从现有蒲松龄的诗文中却看不到这样的篇章,也不见有这方面的迹象,更看不到他人对此的记载。如康熙二十一年,与蒲松龄同为孙蕙幕僚的刘孔集过世,蒲松龄写有五言古诗《伤刘孔集》,而蒲孙两家相距不过二十多里,孙蕙死后,没有蒲松龄前往吊唁的诗文记载,表明蒲松龄可能确实没有到孙家祭奠孙蕙。这说明,孙蕙接到蒲松龄的书信后,确曾“严发禁示,以诫族人”,但却对蒲松龄心存芥蒂,没有公开示好,因为毕竟是朝廷重臣,被“草野之人”蒲松龄一通教训,面子上总过不去;而“孤介峭直”的蒲松龄也绝不会事后当面赔情道歉,挽回所谓的不良社会影响。如此一来,蒲松龄与孙蕙“朋友之情,老而弥笃”的期待也就彻底落空了。(孙启新 市纪委市监委派驻第九纪检监察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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